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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13日通过“昆明宣言”。中国学者指出，“昆明宣言”是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的宣言，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正向影响。

资料图：云南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会场外，喷泉开启迎接与会嘉宾。 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强烈政治信号：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对中新社记者说，“昆明宣言”是在人类发展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的宣言，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正向影响。

2020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发和破坏自然。自1970年以来，由于人类将地球的生命维持系统推向了边缘，动物的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68%。评估显示，受人类过度消费、人口增长和集约化农业的驱动，全球野生动物的数量正急剧下降。

“如果任由这种威胁持续和人类行动不力发展下去，就会越过地球的生物多样性阈值，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未来再要进行恢复，投入将是巨大的，而且恢复的不确定性也高，导致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这将是灾难性的，许多灾难科幻片的场景会变成现实”，任海说。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表示，“昆明宣言”集中反映了各方的政治意愿，向国际社会发出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强烈政治信号。“昆明宣言”的通过，体现了各国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切实贡献、采取有效行动的决心和意愿。

“昆明宣言”指出，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危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目标的实现，过去十年在《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下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令人深切担忧的是这些进展不足以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跳出传统工业时代的旧思维，通过发展理念和发展内容彻底的绿色转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才能确保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以及其他环境资源目标的协同实现。

张永生认为，“昆明宣言”的通过，既是国际社会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努力结果，又是克服新的艰巨挑战的开始。“昆明宣言”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展示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政治决心，也是中国作为大会东道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展现领导力的产物。

资料图：云南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与会嘉宾参观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与成果展。图为嘉宾观看展出的COP15种子墙。 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

17项承诺关键词：主流化和系统性变革

“昆明宣言”作出了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17项具体承诺。

任海说，“昆明宣言”有17项承诺，多次提到了主流化和系统性变革，这两个关键词是针对过去履约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良药”，更是未来的行动宣言。

宣言指出，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是本十年的一个决定性挑战，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和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背景下，需要强大的政治动力来制定、通过和实施一项兼具雄心和变革性的、能够平衡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目标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对中新社记者说，宣言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其中包括2030年保护和养护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以及2050年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就生物论生物，也不可能靠单一的措施、单一的行动、单一的国家、单一的组织实现，必须发挥综合、协调的作用，需要强大的政治动力来制定、通过和实施一项兼具雄心和变革性的措施，解决生物多样性恶化的局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吉喜说。

任海表示，根据“昆明宣言”，若各方达成共识，可以对人类保护自然的路线进行一次“总修正”，通过主流化实现系统性变革，来制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