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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中国:缙云山 一座城市“绿肺”的涅槃重生

媒体:绿色中国  作者:绿色中国
专业号:重庆市林业局 2020/7/31 9:53:31

近来,全国各大媒体聚焦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2018年6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启动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并开展综合提升工作,启动了一批环境品质提升、生态文化保护传承等重点项目,拆除违建、生态搬迁、复耕复绿。两年后,保护区全面排查出影响生态环境的问题340宗,已完成整改333宗,完成整改率97.9%。如今的缙云山生态环境明显改观,持续向好,为全国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提供了有益经验。本刊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治理前后的变化完整的展现出来,希望能够为其它城市生态建设带来一些启示。

重庆的初夏,娇柔明媚。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各种植物迎来了生长的旺季。

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来到缙云村,一家名为“清欢渡·邀月”的民宿格外醒目。老板孙德红是当地村民,为响应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号召,两年前她将经营了近20年的农家乐转型升级,花重金重新打造成一家民宿。

在刚过去的“五一节”,孙德红体验到了提档升级带来的利好,尽管受疫情影响,但5天假期民宿天天满房,仅客房收入就有5万多元。

然而两年前的境况却并不是这样。孙德红告诉记者,1999年她和丈夫把自家位于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住房改造成了农家乐,100元包吃包住,生意十分火爆。但没过多久,周边村民纷纷效仿经营起农家乐,同质化非常严重,有的甚至相互杀价争客,做坏了口碑,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缙云山山下是重庆市城区,外围是风景名胜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之前由于监督管理体制不顺、执法不严,保护区内部出现违建马术场、酒店等经营性项目,导致缙云山不堪重负。2018年6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开始对缙云山自然保护区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拆除多年违建、探索生态搬迁、谋划产业提档升级。

日前,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违建设施应拆尽拆、应改尽改,占地又长出了绿植。两年来,这个“都市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悄然蜕变。“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在这里破题。

拆违复绿后的缙云山一角

“当时政府的工作人员经常来我们家做工作,让我意识到开农家乐的前提是不能破坏自然环境,而且还要提升品质来符合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气质。只有转型升级,才能长远发展。”孙德红说,一家人下定决心,拿出多年积蓄,加上贷款凑齐了装修费用,并请来设计公司做整体设计,按精品民宿来打造,引景入室,让客人置身于森林之中。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缙云山,对这里很有感情,大家都在想怎么才能不拖后腿,把农家乐打造成为这里的新景点,把缙云山的美分享给更多人。”孙德红说,不管客人来自何方,她都会主动介绍缙云山自然保护区内的风景,讲解这座山的历史和文化,希望通过民宿,让更多人爱上这座山、这座城。

做好生态加减法 护住城市“绿肺”

位于嘉陵江畔的缙云山是我国同纬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保护最好的区域之一。缙云山保护区横跨重庆市主城都市区的北碚、沙坪坝、璧山三区,是全国罕有的位于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凸显出缙云山的生态价值,但也为生态保护带来了困扰。

缙云山保护区内户籍人口近9000人,其中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就有1100多位村民。由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控严格,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产业发展受到限制,缙云山保护区部分村民生产生活困难。受访基层干部认为,村民“靠山吃山”是导致缙云山保护区生态破坏的主因,保护区环境容量有限,难以承载大量村民。

自2018年6月以来,重庆市坚持“保护自然、保障民生”,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重庆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作出决策部署,科学制定综合整治“作战图”,拆除违建、生态搬迁、复耕复绿。

拆除各类违法建筑、遏制违建蔓延态势,是环境综合整治的首要任务。缙云山保护区主要位于北碚区,这里问题较为集中。北碚区抽调约500名干部,全面排查保护区内2千多宗建筑物,对排查出的269个问题“挂图作战、清单销号”。沙坪坝区和璧山区也排查出数十项违法违规问题。

生态修复后的黛湖步道

因多年问题积累,缙云山保护区违建情况复杂,有的建筑多次转卖,有的建筑既有合法部分也有违建部分。尤其是部分村民将自家农房改造成农家乐,逐年投入,私自搭建“长高长胖”,整治难度大。“整治启动之初,一些业主和村民抵触情绪强烈,考验着干部的群众工作水平。”北碚区委书记周旭说。

位于缙云山保护区实验区的北温泉街道白云竹海农家乐一条街,有大小农家乐60多家。过去村民在屋顶、林地上随意搭建彩钢棚,卫生环境差,与保护区优美的生态极不匹配。北碚区北温泉街道副主任胡泽鑫回忆说:“用村民的话说,这些农家乐是他们‘一锅铲一锅铲铲出来的’。听说要拆违建,有一次,上百名村民在坝子上聚集要说法。”

为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北碚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农户,制定环境保护公约,发放宣传手册数千册,召开院坝会、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和诉求,现场办公解决群众问题,并组织村民和农家乐业主到外地观摩学习。

“每次干部上门来,总要带支笔、带个本本,把我们的意见记下来。”北碚区澄江镇缙云村戴家院社的原住居民蓝长生说,“后来,我们的一些意见真的就‘变现’了。”

戴家院社位于缙云山保护区半山腰,是生态搬迁的重点地区之一。

“我想直接搬进城,但又担心住不习惯,而且年纪大了,还怕生活没得着落。”今年74岁的蓝长生说。一段时间后,再次上门的干部告诉他,搬迁会获得一定的补偿,老两口能凭此在北碚城里买套小户型;过了60岁,可以纳入社保,基本生活也有保障。

顾虑打消后,去年4月11日,蓝长生爽快地签下搬迁协议,成为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试点的第一个搬迁户。

在综合整治中,北碚、沙坪坝、璧山三个区的500余名干部,带着“心”和“情”进驻保护区开展调查走访。他们在宣传发动的同时,收集到了5300余条群众愿景,其中大多数与民生后续保障有关。

这些愿景被充分“消化”后,纳入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决策中。“根据原住居民的愿景制定的政策更有针对性。”重庆市推进办负责人表示,“只有他们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这项工作才能推进,绿水青山也才能长久保持。”

“莫乱扔垃圾、莫野外用火。重庆的‘绿肺’,我们一起好好珍惜。”五一小长假,60多岁的李星华,拿着喇叭巡山劝导游客。

李星华是北碚区澄江镇缙云村护林队长,可他在拆迁时还是一名“钉子户”。

2012年,因危旧房改造,李星华重建老宅。重建时,相关部门批准建设占地面积不到100平方米,但他家却建了三楼一底900多平方米,成为当地最大的单体违建。

“综合整治拆迁工作,除了依法依规,干部们更多是以情以理,将工作做细做实。”重庆市推进办有关负责人说。

说起自己家的拆迁,李星华表示,他从坚决反对到坚定拥护,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初镇、村干部来宣传拆迁时,李星华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毕竟房屋是自己花了一大笔钱、费了很多心血才修成的。

拆违没有搞“一刀切”。镇、村干部十余次上门宣讲政策,告诉他只需拆掉违法部分,他勉强同意。施工队入场拆违,干部和他一起监督,确保应拆尽拆,不该拆的一寸不动。为了保证合法部分房屋结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一间小屋前后拆了8天。在8天里,干部们语重心长地向他宣讲政策,希望他拆违后继续珍爱环境,保护缙云山的每一寸绿色。

缙云山一角

“政府都为我、为这座山想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有啥可说的呢?”李星华感慨,“这里是我的‘根’,但生态保护不好,‘根’也不存在了。”

第八天下午,他对干部说:“全拆了吧,我搬到北碚城里的女儿家。”拆了自己家后,他还动员哥哥李星庸拆迁房屋,下山居住。在两兄弟的带动下,缙云村的拆迁整治工作很快完成。

“千竹农家”农家乐老板娘周燕告诉记者,自己花了六七万元搭建了玻璃房,“政府拆了,心里当初有些想法,但是环境确实到了要整治的地步了。近几年,游客逐年减少,主要原因是档次低、没特色。”

“刚开始,村民骂什么的都有。随着工作队耐心细致地做工作,部分村民虽然承受了经济损失,但最终认识到,生态破坏了对大家都没好处,还是支持拆违。”胡泽鑫说。

不负绿水青山,也不负民生。针对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能有效解决生态和民生的矛盾问题,2019年2月11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在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生态搬迁试点的指导意见》,围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采取搬迁补偿、异地迁建、生态赎买、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增设公益服务岗位、探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等多种方式。

两年来,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实现生态搬迁的原住居民已有442户、1144人,分别占应搬迁总户数、总人数的98%、98.5%;核心区和缓冲区全面禁止包括农家乐在内的生产经营性活动,实验区内20余家农家乐在政策引导下退出经营。保护区内的不少原住民搬迁到了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区域,过上了更为舒适的生活。

伍成勇买的房子在地铁1号线璧山站附近,可以远眺连绵的缙云山。“说实话,搬下来生活还是要方便些,一家人也在一起了。”伍成勇说。

伍成勇今年46岁。此前他子承父业,在璧山区大路街道龙泉村二社养羊十多年。为此,他和母亲、妻子住在山上,下山赶场,单程也要走1.5小时。他的一对龙凤胎孩子在璧山城里读高中,每次探望他们,伍成勇先要绕道沙坪坝青木关,再坐上进城的公交车。

伍成勇的老屋在保护区的缓冲区范围内。他在房前屋后陆续搭建了300多平方米的羊圈,被自然资源部卫星监测到,成为保护区需要整改的事项之一。在得知需要搬迁后,伍成勇和家人合计,决定用生态搬迁补偿款买房,直接搬进璧山城里。他买的房子有130多平方米,去年下半年搬进去后,两个孩子也由住读改为走读。

更重要的是,伍成勇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龙泉村老屋周围没有网络信号,他只能用老年机。下山后,为了更快融入新生活、方便与工友联系,他换了一台智能手机。由于勤快肯干、信息灵通,他和妻子很快适应了新岗位,两人月收入加起来有5000多元,已在城里扎稳了根。

“对我来说,种地困难,出去打工也不容易。”北碚区澄江镇缙云村石华寺组村民甘信莲告诉前来采访的重庆日报记者。前几年一次脑溢血,给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甘信莲的家在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综合整治生态搬迁范围内。为了让他“搬得出”还能“稳得住”,北碚区整治办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帮他找到了一个做清扫的公益岗位,每月有1500元收入。

对于像甘信莲这样无一技之长,但仍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原住居民,北碚、沙坪坝、璧山三个区积极为他们提供就业技能专题培训和公益服务岗位,使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对于年纪较大、已无劳动能力的生态搬迁原住居民,则通过纳入城镇社保体系等方式,使其能安享晚年。

“在我们提供的400多个公益岗位中,有150多个都是巡山守卡护林员岗位。”重庆市推进办负责人表示,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原住居民熟悉当地人员和山形地势的优势,更好地守护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生态;另一方面,部分原住居民对这座山有着深厚感情,愿意保护这一片绿水青山。

重庆市北碚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吕玉春表示,除补偿款外,政府还为每户搬迁原住民提供至少一个公益岗位,并组织技能培训和专场招聘会,对搬迁入城的原住民子女实施就近入学。

山上大保护,山下大提升。在缙云山保护区山脚下的澄江镇柏林村,北碚区正与中铁建联合打造“柏林村乡村振兴竹文化村落”示范项目,发展竹产业,为柏林村及周边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和致富机会。

目前,总投资34.7亿元、全线64.5公里的缙云山生态环山绿道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届时这条道路不仅可以对缙云山保护区进行生态保护“划界”,发挥隔离带作用,还将串联沿线传统古村落、休闲农业、特色民宿,成为一条生态屏障路、景观旅游路、产业提升路、消防救援路,有效推进缙云山及其周边区域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进程。

听说环道要从青木关镇境内经过,李华非常高兴。去年生态搬迁后,他买了新房,当上了护林员,生活质量明显提高。“青木关有一条老街,到时候旅游发展起来了,那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李华充满期待。

实施生态修复唤醒城市“绿肺”

仲夏时节走进缙云山,高大的红豆杉、香樟蔽日成荫。来到缙云山保护区实验区范围的黛湖,经拆除违建、栽种植被、湖岸整治等系统性生态修复,只见清水荡漾,花草、苍松环湖生长,三三两两的市民在湖边休憩。而一年多前,这里被多家农家乐和酒店圈占,湖水被严重污染。

缙云山保护区需要“休养生息”。 两年来,缙云山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拆除违建面积累计10万余平方米。重庆市结合缙云山保护区的地理、气候、水环境和植物生长特点,对拆除、搬迁后的地块开展生态修复,为保护区的生态承载容量做“加法”。

重庆市林业局负责人介绍,为高水平修复缙云山生态,按照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修复的思路,结合林相、季相、色相科学选配植被、树种,已修复缙云山保护区面积57.7万平方米,栽植花木近90万株。

在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综合提升项目中,黛湖生态修复工程便是其中之一。黛湖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重庆市第一座重力坝水库。由于生态环境良好,湖里生长着130多种藻类,被称为“藻类基因库”。

市民在生态修复后的黛湖步道休闲

根据方案,黛湖区域将依托缙云山卓越的自然生态和景观,整合沿线水系、山林与动植物资源,通过恢复湿地水文,增加湿地植被覆盖面积,恢复生物多样性,建设高效的“山地溪塘复合生态系统”,打造“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典型示范区”。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晚唐诗人李商隐《夜雨寄北》中的“秋池”便是指的缙云山黛湖。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起,云登酒店、金湖湾度假村、大罕宫酒店等环湖而建,这些酒店都存在着少批多建、违规扩建等问题。吕玉春告诉记者:“其中云登酒店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近6900平方米都是违建。”

不仅如此,这些酒店更是将黛湖团团围住,从黛湖取水、向黛湖排污,不仅影响了水质,还使水位下降了50厘米左右。在这次拆违行动中,黛湖周围包括云登酒店、金湖湾度假村、大罕宫酒店等大体量建筑全部被顺利拆除,同时进行生态修复。

如今的黛湖,水生美人蕉、香蒲正在拔节生长,覆土建成的花园里,粉红色的美女樱、紫色的石竹花、金边的墨绿剑兰等花草,将绿荫中的湖畔装点得生机勃勃,蓝色的人行便道上,不时有游客拍照留念。

“经过整治后的黛湖,恢复水域1.8万平方米。湖岸、湖中累计种下86种乔木、灌木、水生植物、花茎植物,面积达到2.9万平方米。”吕玉春自豪地介绍:“现在的黛湖不仅颜色变美了,而且湖水比同期高1米左右,生态涵养功能更为明显。”

最近,一辆辆载满腐殖土的大卡车不断进出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四楞碑村。当地政府为了修复已关停矿坑的生态,在采石场铺上一层厚厚的腐殖土,并根据村民意见栽种经济林木。

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志勇上门向群众征求意见时,53岁的村民邱远模选择种桃树:“我要种水蜜桃,春天看花,夏秋摘果,想起就安逸得很!”

四楞碑村背靠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上个世纪末起,村里开办了4个采石场。邱远模像其他村民一样,在采石场当矿工,虽然收入不错,但也落下了腰痛、咳嗽等毛病。

“那时候几天不抹门窗,就会积一层厚厚的灰。”邱远模回忆说:“卡车进、卡车出,矿坑也越来越大。但想到包包鼓得起,大家也不那么看重环不环保的问题。”

青木关镇党委书记梁善能表示,在这次综合整治中,镇里在消除矿山地质安全隐患的基础上开展复垦复绿,对辖区内四楞碑、关口两个村已关闭的多个矿坑进行生态修复,填土石方50多万立方米,并在上面覆盖了一层0.6米厚的腐殖土,然后根据村民意愿种植相应的生态或经济林木。

“把生态修复、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与国土绿化结合起来,既为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添绿’,也为村民长远发展添一份保障。”梁善能说。

“这几年在外面,说起我家周围全是树,大家都羡慕得很,说比住城里的别墅还安逸。”邱远模说:“经历多了,才明白保护生态很重要。一棵树长大要10年,而砍树只要10分钟,所以做事不能只贪图眼前。”

在璧山区大路街道龙泉村当护林员的余光菊巡山时,拍下了几张老宅所在地的照片回来给儿子看。儿子回忆半天,也看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在余光菊的提示下,他才勉强认出了这是曾经的屋基和羊棚所在地。照片上,桂花树、小叶榕舒展着枝叶,芦苇、茅草挤挤挨挨长满每一处土地空隙,有的已有一米多高。“没想到树和草都长得这么好,搞得我都认不出来了。”儿子说。

当地村民搬迁下山后,为解决像余光菊这样无技能劳动力的生活问题,村里向她提供了护林员的公益岗位。这让她能经常回老家探访,并见证了老屋旧址上草木日益葱茏、与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融为一体的过程。

据了解,北碚区请专家制定黛湖、马中咀、雨鸣涧等5个区域生态修复和景观提升方案,种植乔木、灌木、草本植物等65.6万株,修复保护区内及周边生态50.4万平方米。沙坪坝区覆土复绿7万余平方米、复耕近1700平方米,对4.5万平方米拆除房屋和附属院坝等区域实施了生态修复。璧山区累计复绿面积3400余平方米,种植桂花、小叶榕等200余株,草本植物16万株,实现应绿尽绿。一系列的生态修复工程,进一步增强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城市绿肺”效应和天然屏障功能。

看到日渐优美的缙云山,保护区所在三个区的干部向记者表示,过去对缙云山保护区的生态环境治理有畏难心理,对苗头性的破坏掉以轻心,客观上助长了违建乱象。重庆市纪检监察部门成立调查组督促解决整治中的“硬骨头”和村民诉求,杜绝违建死灰复燃。重庆市在缙云山保护区综合整治中,共问责78名党员干部和4个单位。“通过这次综合整治,不但解决了缙云山保护区多年顽疾,更是对干部群众发展理念的一次深刻警醒、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次深刻教育。”周旭说。

四级林长守护缙云山生态

在黛湖旁,一块北碚区林长公示牌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公示牌上,明确了北碚区级林长是区委书记和区长,缙云山区级林长是分管副区长,留有相关电话、责任区面积及林长职责。

重庆市林业局负责人表示,缙云山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为全市重点生态功能区域走“生态美、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起到了示范作用。接下来,重庆市将严格整治和验收标准,确保缙云山保护区内所有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探索林长制等生态保护长效监管机制,积极推进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试点工作。

2019年7月,重庆市“林长制”试点工作启动。在总林长——市委书记、市长的部署下,重庆市初步构建起市、区(县)、镇乡(街道、国有林场)、村(社区、林区管护站)“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主城“四山”四级林长制责任体系,15个试点区县4640人担任各级林长,做到“山林有人管、事情有人做、责任有人担”。

缙云山山脉被纳入首批林长制试点范围,由副市长兼任缙云山林长,北碚、沙坪坝、九龙坡、璧山、江津等相关行政区及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为缙云山副林长,加上乡镇(街道)、村(社区),缙云山山脉共有261名各级林长,其中仅缙云山保护区范围就有各级林长196名。

拆违复绿后的缙云山

缙云山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为重庆市主城都市区的中梁山、明月山、铜锣山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提供了有益经验。沙坪坝区拆除了辖区内中梁山违建974宗,总面积83.8万平方米;江北区整治辖区内明月山的“四乱”突出问题,拆除违建4500平方米,开展生态修复和绿化恢复7000余平方米;南岸区对辖区内铜锣山上的违建别墅、“火锅一条街”等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各类违建586宗、56.3万平方米。

缙云山保护区生态环境集中整治阶段基本结束后,工作重点将转入巩固整治成果、建立长效机制阶段。除了把缙云山保护区纳入全市林长制试点,重庆市也积极探索在缙云山保护区建立统一监管、分区管控、综合执法的高效监管长效机制。(绿色中国综合报道 文/融媒体记者耿国彪 摄/万难 《绿色中国》202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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