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森林网

武夷山森林景观

短尾猴

独蒜兰

苏门羚

生物模式标本产地——大竹岚

武夷山的生物多样性，使之拥有得天独厚的科研自然资源。随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设推进，软硬件条件不断改善，武夷山为高校及科研单位提供了广阔空间，校地合作大有可为。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林雅秋说：“国家公园建设是一项创新性、系统性的工作，我们正在努力将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域，生态系统修复、生态价值实现和生态教育展示样板区域。我们将创新体制机制，构筑共建共享平台，推动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公园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能力，共谋绿色发展，共推国家公园建设。”

11月9日至10日，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武夷山国家公园2018年生态学学术交流会在武夷山市召开。北京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台湾生态环境科技产学研发展协会等15家院校及单位的40位专家学者，畅谈在武夷山开展科研活动的情况，并就如何进一步开展科研合作展开讨论。

在学术交流会上，台湾生态环境科技产学研发展协会理事长汪静明教授首先向台下提出问题：“你们对武夷山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现场纷纷回答——大王峰与玉女峰、大红袍、武夷岩茶、朱子文化……

接着汪教授又问：“武夷山最具代表性的植物和动物有哪些呢？”

现场又回应——植物有南方铁杉、中萼木、南方红豆杉、福建假稠李……动物有金斑喙凤蝶、崇安髭蟾、黄腹角雉、白颈长尾雉、苏门羚……

从现场热烈的氛围来看，生物多样性是大家的兴奋点，也是在座的科研人员的研究对象。

正是充分认识到武夷山生物多样性是稀缺资源，多位专家在演讲中都提出：“生物多样性是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可以打好的一张‘王牌’，要做好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科研与宣传工作。”

武夷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有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保存了地球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武夷山在生物学界具有重要地位，是世界著名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早在300年前就有英国人在武夷山采集植物标本。19世纪中叶之后，武夷山的挂墩、大竹岚一带发现了大批动植物新种，武夷山也因此被中外生物学家誉为“蛇的王国”“昆虫世界”“鸟的天堂”。

300多年来探秘，时有新发现

武夷山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多样的生态环境条件，成为不少省内外科研工作者和相关高校师生的最爱。南京林业大学先后就有研究生、本科生以及国际留学生等2000多人次，前来开展科研与教学实习。

南京林业大学与武夷山的合作源远流长。1988年，姜志林、邹惠渝等教授考察了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植被生态特征，向当时的林业部呈报了“关于建立武夷山长期生态定位研究站的建议”。1985年以来，南京林业大学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双方合作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近10项。

南京林业大学此次有4人来参会，分别是生物与环境学院院长阮宏华教授、副院长徐侠博士、徐丹丹副教授、特聘教授凯文（Kevin R. Messenger）博士，他们对武夷山生态科研不遗余力，取得了不少成果。早在1985年，阮宏华教授就到武夷山来考察。10多年来，他先后有5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在武夷山开展。

徐侠教授曾经依托阮宏华在武夷山的课题，对不同海拔高度的生态系统进行研究，据此写就硕士论文。近几年来，他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以及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开展一系列原创性研究，取得生态学领域的一些突出成果，并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

凯文是世界两栖爬行类研究领域建树颇多的“达人”，几乎跑遍我国东部主要的自然保护区，对武夷山情有独钟。学术交流会上，凯文首次公布了自己在武夷山的一个重要发现——疑似角蟾新种。在凯文PPT上展示的“角蟾”，有别于已经命名的挂墩角蟾、淡肩角蟾，其头部棱角分明，身体呈红褐色，叫声如同鸟鸣，形态与鸣声非常独特。

凯文介绍，第一次发现是在2013年6月，当时他不太在意，只是顺便拍个照。第二次是2014年6月，同一地域发现4只，在潺潺溪流声中，传来阵阵如同鸟鸣般的叫声，非常奇特，引起他极大兴趣，由此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此品种。2015年5月，他又在相同区域发现20只相同个体样本。

对于这个不知名的两栖类动物，凯文给它取了个新潮的中文名字——雨神角蟾。

经过几年来大量对比研究，发现其在个体形态特征、鸣叫声音和DNA遗传特性等三个方面与世界上现有的角蟾显著不同。对此发现，凯文写就论文，投稿到某国际专业刊物，正待权威审核。

自然是最好的老师，造化太神奇

“我们亲近自然、了解自然、研究自然，就能从自然中获得无限的灵感。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李振基教授说。

李振基教授是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专家、绿色营生态文明推广中心理事长，他既认真从事科研工作，又热心开展生态教育活动。2006年以来，他每年参与以绿色营为主的公益活动，与营员们一起到全国各地感悟大自然。他的脑海中记下了几千种植物，学生都称他为“植物活字典”。

“这是一株石莲，自然情况下生长在我国西南，现在成为大众喜爱的栽培植物。你们猜猜看，第一片叶出来后，第二片叶从哪里长出来？”在一次教学课上，李振基教授如此对学生说。学生们展开想象，说什么的都有。最后，李振基教授略带神秘地说：“第一片叶长出之后，按顺时针方向转137°28′长出第二片叶。你们拿计算器算一下，137°28′÷（360°-137°28′）≈0.618。大家都知道，这代表了‘黄金分割率’。”

作为生态教育专家，李振基教授善于引导受众通过观察自然，培养热爱大自然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与能力。

李振基教授与武夷山很有缘，1992年前后，就参加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厦门大学合作开展的武夷山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当时主要对武夷山代表性的常绿阔叶林、针叶林和竹林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研究。其后，又参与蕨类植物多样性和常绿阔叶林定位研究。近年来，他参加科技部基础研究项目《华东黄山—天目山和武夷山—仙霞岭生物多样性调查》，作为武夷山脉种子植物子课题的负责人，常常到武夷山进行调查。20多年来，李振基一直从事森林生态学和生物多样性研究，提出了用于评价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容量、通量、质量的指标体系。

“武夷山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常绿阔叶林区域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意义，具有生物多样性丰富、垂直带谱明显、模式标本多等特点，开展生态教育大有可为！如果在武夷山开展旗舰种、原始物种、特色物种等科普宣传与教育活动，一定会激发更多的人到武夷山参加生态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动旅游业发展。”李振基教授说。

他建议，武夷山开展生态教育，要上升到战略高度进行统筹规划。要进一步挖掘素材、拓展科普路径、建设基地、开发课程，对接生态教育机构，提供便利条件，让生态教育活动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让武夷山国家公园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名片”。（记者　黄雪梅　通讯员　黄海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