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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人们逐渐意识到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气候变化作为其中的一个议题也日益获得全球的关注，并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全球气候风险较高的区域。根据德国观察（Germanwatch）发布的报告《全球气候风险指数（2019）》，多米尼加和秘鲁在2017年全球气候风险等级排名中分列第三和第五位；而在1998-2017年长期气候风险评估中，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也榜上有名。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气候变化会对拉美安全造成怎样的影响？2019年12月，巴西伊加拉佩研究所（Instituto Igarapé）联合该国另一非政府组织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nstituto Clima e Sociedade）共同发布了研究文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气候与安全》，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伊加拉佩研究所成立于2011年，以促进巴西和南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为宗旨，研究领域包括公民安全、冲突与和平、城市安全等。本期智讯栏目将选刊该文集中的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其中有关气候风险的评估和排名仅供读者参考。

过去十年来，不少研究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文献皆认为，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不仅会导致粮食减产、水资源匮乏、环境不宜居等问题，也将可能增加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暴力冲突发生的几率。鉴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极端气候具有高度的脆弱性，同时又拥有国内犯罪率较高、国家间冲突发生频率较低的特征，预计在十年内气候变化尚不会造成国家间的冲突，但却容易使国内的公共安全问题恶化。倘若政府间对气候安全问题缺乏有效的应对，从长期来看不排除气候变化会引发国家间或群体间冲突的可能。

一拉美地区的气候脆弱性与气候风险

在拉美地区，大部分民众都生活在高气候风险的环境中，尤其是身处加勒比海、墨西哥湾以及安第斯冰川地区的居民。根据英国风险评估公司枫园（Maplecroft）2018年公布的气候风险指数，在拉美地区的33个国家中，有10个处于极高风险中，8个处于高风险中，7个处于中等风险中，仅有8个处于低风险中。与此同时，各次区域的风险等级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例如南美洲的气候风险就远低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包括地理条件因素，同时也包括不同国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即物质和人力资源条件等。不过从中长期来看，过度砍伐和气候变化导致的亚马孙雨林“沙化”现象还可能触发地区内乃至全球大气环流的剧变，这将进一步对当地农业生产及能源和水资源供应造成负面影响，从而阻碍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不仅如此，气候变化除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外，也同样会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现有关于气候变化与暴力之间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关注气候变化与群体暴力现象。例如有学者认为，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在影响农业和渔业生产后，会增加群体暴力的风险。政府如若在应对气象灾害时表现不佳，可能会削弱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加剧政治的动荡。

二是关注气候变化与国家间的冲突。有部分研究就指出，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食物、水资源和能源供应短缺，以及大规模移民等问题，可能激化国家间矛盾，甚至引发极端暴力或战争的爆发。

三是关注气候变化与个体暴力现象，即气候变化导致的针对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气温升高将增加暴力倾向，尤其是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源短缺或将导致穷人将富人作为攻击对象。另外，部分气象灾害的受灾区，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灾后管理，已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滋生的温床。

概而言之，尽管气候变化并非导致暴力的独立因素，而是一系列既有问题的催化剂，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导致的暴力均可能发生，在拉美也不例外。

二气候变化对拉美的潜在影响

鉴于历史上拉美地区国家间的冲突较少，即便气候变化将带来资源短缺或移民问题，中短期内尚不会造成国家间的冲突。相比之下，拉美地区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各国内部的各种冲突。在过去三十年间，有组织犯罪已经成为该地区公民人身安全的最大威胁，其中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委内瑞拉、巴西、哥伦比亚尤为突出。2015年，拉美地区的谋杀率是全球均值的4倍，仅有智利一国低于平均水平；即使是在民主化水平较高的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相对同类的民主国家而言，其谋杀率也依然较高。因此，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拉美地区国家内部的暴力现象可能将继续加剧。此外，从长期来看，受到剧烈气候变化、国家应对能力不足，以及亚马孙雨林生态系统持续遭到破坏等负面影响，也不排除引发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因素，气候变化可能给拉美地区带来的安全风险包括：（1）危害公共安全，削弱国家能力，极端情况下可能为有组织犯罪提供发展壮大的空间；（2）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将增加；（3）农业和渔业生产力降低，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情况恶化，造成国家粮食安全、出口和就业受到影响，进而引发城市犯罪率上升和移民人口增加；（4）水平衡变化导致部分资源匮乏；（5）气候难民数量增加，激化国内或国家间矛盾；（6）亚马孙雨林西部的“沙化”现象可能导致次大陆大气环流剧变，进而威胁各国食品、能源和公共安全；（7）如果上述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超出当地政府的应对能力，可能引发信任危机，并对国家政权和民主政治产生危害。

三拉美各国的气候风险评估

为了展现拉美各国的气候风险程度，报告结合气候脆弱性、政府效力、谋杀率和民主水平四项指标，对该地区22个国家的气候安全风险进行了评分和排名（见表1）。其中，委内瑞拉、中美洲“北部三角国家”和海地因在政府效力、谋杀率和民主水平三项指标中得分较低，因而被认为是拉美地区气候安全风险最高的国家；而巴西和墨西哥两大经济体处于中间位置，其中墨西哥自身的气候脆弱性较高，巴西则因谋杀率较高增加了潜在的气候安全风险。相比之下，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哥斯达黎加、智利和乌拉圭排名较为靠后，对极端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也较低。

与此同时，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缺乏明确的气候风险应对战略和强大的警务能力，对极端天气事件和由此引发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公共安全问题显得准备不足，这会导致一系列国内问题的发生。在此情况下，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应得到特殊关注。倘若政府无法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合法性将会被削弱，进而给地区的民主治理带来挑战。

表1.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气候安全风险得分及其相对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