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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科学是一门任务驱动性的学科，它也因此受制于大环境下潮流趋势的变化与周期性。尽管许多基本的保护科学原则、自然保护组织以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倡议数十年来几乎都没有改变，保护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目的已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与如何看待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关，并且对保护工作的科学基础产生了影响。以下小象君编译了一篇G.M. Mace等人2014年发表在Science上的一篇评论。

我们与自然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涉及了保护的目的和本质。图源网络

从过去到现在，现代保护科学理论框架有过四个主要阶段（见下图）。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保护思想主要是“nature for itself（自然为本）”：这一思想以野生动物生态学、博物学和理论生态学作为科学基础，更青睐未受到人类干扰的荒野和完整自然栖息地。这个思想的重点在于物种保护和保护区管理，其存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当今许多人的主要意识形态。

在过去的50年中，保护科学的主流观点发生了数次变化，例如保护重点从物种转移到了生态系统。随着崭新理论框架的接连出现，也没有任何旧框架被放弃，因此今天的保护科学界仍在使用不同的框架。

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快速增加，人类也随之意识到自然环境被破坏、过度开发和物种入侵所造成的糟糕后果，从而催生了“nature despite people（人类干涉下的自然）”这一保护思想。这个观点重点关注人类对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威胁，以及能够逆转或减少这些威胁的策略。最小存活种群，可持续利用，以及基于社区的管理模式，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观点以及激烈辩论便始于这一阶段，并且一直存在至今。

在九十年代后期，充足的证据表明，自然环境受到的压力持久且无处不在，而人们为保护自然做出的努力却没得到想要的结果；物种灭绝的速度和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压力都在不断增加。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不可替代的“商品”和“服务”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随着对自然环境管理不善的后果不断累积，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更加认真地对待自然资源所能带来的潜在收益。保护科学的关注点从物种转向生态系统，将其作为自然管理的重心；管理的目标则是使得这些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能为人类提供可持续的利益——“nature for people（自然造福人类）”。

千年生态评估是多个国际组织开展的国际合作项目，首次对全球生态系统进行的多层次综合评估，其目的是评估世界生态系统、植物和动物面临的威胁。

千年生态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的工作是人们开始广泛接纳并采用这种保护科学观点的关键驱动力。尽管受到激烈而持久的批评和诽谤，许多想法仍然很快便被自然保护实践和环境相关政策所采纳。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将人与自然视为两个独立单元的观念虽然还未消逝，也已经大大减少了。

将重点放在人类从自然中获得的利益的观念确实相当有影响力。但是，近年来，人类的关注点也渐渐从倾向于过度功利主义的方向——管理自然以最大化人类生存的整体价值——转移到了一种对人与自然之间双向动态关系有更加细微认知的角度。这种“people and nature（人与自然）”的思想强调了不同的文化结构，以及致力于发展人类与自然间弹性可持续相互作用的组织的重要性。这种观念的作用涵盖了地方以及全球尺度，并且在资源经济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生态学方面具有深厚的知识基础。

得益于藏传佛教信仰保护，青藏高原大部分物种受到的干扰比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亲戚要小。但即使如此，它们也依然因盗猎和栖息地破坏的威胁而身处险境，图为藏羚羊，图源网络。

上述保护科学中关注重点的转移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这导致当今保护工作的基础观点和动机的多元化。当前的保护科学和实践包括所有上述四个理论框架，有时可以相互支持、互相应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潜在意识形态差异也会导致现实中的摩擦和紧张。例如，北美洲的自然保护 NGO “The Nature Conservancy”最近从注重保护本身转向了利用保护成果来吸引企业为了利益进行投资；这一举动引起了学术界中一些持强烈分歧观点的激烈辩论。

在所有保护方式中，大概找不到比战利品狩猎（trophy hunting）更具争议的保护方式了，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为其合理性以及存在意义争论不休。图源网络

多重理论框架对保护科学本身也有影响，因为科学工具和技术的发展并不总是与理论概念和目标保持同步。这反映在许多情况中，比如接下来将要展开讨论的：衡量保护工作成功的程度、设计生态系统管理项目以及为自然赋予经济价值。

在“nature for itself”的框架下，可以根据已经建立的完善指标来衡量保护工作的成果，例如《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所列物种数量的变化，以及保护区域覆盖面积所占的比例。在“nature despite people”中，这些衡量标准可以依据威胁类型，以及物种受威胁状况来区分。但是基于生态系统的框架——“nature for people”和“people and nature”——需要能够将自然与人类生存联系在一起的衡量指标，此外，这些指标还需要明确定义人类需要的和获得的利益。这些衡量标准与基于物种和保护区的指标非常不同。

尽管总是自诩为万物之首，人类也只不过是生命进化的一个小分支而已。图源网络

在把自然与人类放到一起考虑时，衡量保护工作成果的实际上非常地困难。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保护尽可能多数量的野生物种和完整的栖息地意味着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些地区为人类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然而，尽管大多数生态系统的功能的确会随着生态和物种多样性的提升而得到增强，但为了给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清洁的水源，需要将完好无损的荒野转化为农业用地，也需要将河流和湿地改造成运河，甚至排干它们，因此生态和物种多样性最终会减少。自然对人类生存作出贡献的方式相当复杂，即使是出于最友善的意图，把自然资源商品化也会对保护工作产生无意识的损害。

“People and nature”的理论框架否认了“nature for people”思想中持有的线性关系特性，而是设想了一个难以概念化的、更为多层和多维的关系，这也意味保护的成果更难被衡量。为保护寻找普适性衡量指标的行动也因此会导致标准过剩。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中的战略计划包括了20个目标和约100项指标，其中包括确定生物多样性减少的根本原因、减轻对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利用、保护生态系统、促进物种和遗传基因多样性，以及增加保护工作为所有人带来的利益。考虑到这些指标背后的复杂过程和相互作用，一些自相矛盾的信息将无法避免，并且很难找到可以用来指导政策制定的明确标准。

位于斯里兰卡Sinharaja的热带雨林。近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的不断增加，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不同的保护理论框架也影响着生态系统的管理。在“people and nature”的观点中，保护科学的关注已经完全从物种和保护区转移到了人与自然共存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所提供的形式、功能、适应性和恢复能力的价值最受认可。然而，与处在生态学语境中不同，这些术语在人类社会中有着其他含义。在人类社会中，简单的行为改变或科技创新可以增强适应性和恢复能力，但是对于物种、生态群落和生态系统而言，适应性和适应力是从生物物理过程中产生的；而生物物理过程要求在特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有适当的要素，这决定了这个程序可能不适合人为管控。比如说，扭转古老森林的长期衰退或者恢复整个海洋食物链体系可能要花费几个世纪，这远远超出了环境政策的正常时间尺度。在这些自然的系统中，一旦缺失了什么，通常需要一些非常复杂的过程才能恢复，而这些过程常常还没有被人类完全理解，也因此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来恢复它们。

多重保护理论框架的第三个影响涉及价值评估这一过程。大多数环境决策是基于考虑成本和收益的经济论据做出的，而且通常考虑的是金钱上的价值。由于没有良好的标准，或者由于“people and nature”理论的鲜明性质而原则上不考虑价值化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可能会使自然本身被排除在环境决策之外。如果自然提供给人类的利益没有被赋予价值，自然也将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当今自然环境被破坏和恶化的趋势就会继续。

达尔文进行其著名的博物学考察时所乘坐的帆船，小猎犬号（Beagle），那时的人们还在依靠采集和狩猎来获得可以用于研究的标本。图源：Wikipedia

保护理论框架之间的差异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么突出。尽管“people and nature”非常关注人类，但实际上它可能与“nature for itself”非常相似。这两种理论框架都可以包含人类对自己居住并留给后代的自然环境的希望和需求。“people and nature”具有更广泛的关注点，因此对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其他需求有着吸引力，与政策的联系也更好。然而，“people and nature”的任何实践运用都可能面临一种风险：即缺乏分析性的基础。正是这种基础使得先前的框架具有传播能力与可衡量性。

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中，“people and nature”的许多重要特性将继续成为保护工作关注的重心。通过保持连贯的、包容的工作重点以及不断发展相关科学，可以确保人与自然美好未来的实践工具和决策也应当会渐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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