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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森出生于1972年4月，中共党员，是阿木尔林业局长山林场的一名防火瞭望员。从2002年3月开始，他已经在瞭望塔上工作了22个年头。这些年来，每年3月15日春季防火期到来的时候。他和妻子就要整理好行装，把家搬到遥远的大山深处，直到大雪封山的11月初才能回到林场的家中。由于长年累月地与大山为伴，在他和妻子的心中，那座高高的瞭望塔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他工作的瞭望塔坐落在长山林场海拔800多米的海亚鲁山上，呼号是阿16。防火塔瞭望员是森林防火工作中的“眼睛”，对及时发现山火、扑灭山火，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阳春三月，其它地方已是春回大地，但祖国北疆的大兴安岭依然是白雪皑皑，最低气温还在零下20多度。即便是穿上厚重的棉衣，也难以抵御寒风的侵袭。防火瞭望塔都是建在高山上，风大、气温低是显著的特点，其他地方风平浪静，山上常常是风雨交加。担任瞭望员以来，孙立森每天都要趟过厚厚的积雪，把食物和饮水带上瞭望塔。瞭望塔上十分的简陋，没有加热食物和饮水的锅灶，常常是为了工作，吃饭时只能冷一口、热一口的对付一下。

初春和深秋季节，站在瞭望塔上，寒风吹在脸上如刀割一般，孙立森为了更好的察看火情。常常在瞭望塔上举着望远镜瞭望几个小时，经常被冻的“透心凉”。多年的瞭望生涯，这种生活已是家常便饭，每当有人问孙立森工作上的感受，他都一笑了之。对工作的条件和待遇，他从不斤斤计较，也从没有向林场提出过特殊要求。在这个岗位上，一直默默地坚守和奉献着。刚刚上塔的时候，由于在大山深处，杳无人烟。孙立森只能带上可以存储时间较长的干菜、咸菜、方便面等食物回到塔房，登上那个日夜为伴的瞭望塔，用电台向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监测情况。已经年过半百的他为了守护这片原始森林，克服无数的困难和挑战，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寂寞。从事瞭望员工作以来，他把大森林当作自己的家。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把一件看起来平凡的事坚持做下去，这是孙立森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大兴安岭林区常常被人们称为“高寒禁区”，人类在这里生活是异常艰难的，而瞭望员又是其中最辛苦的。可以说，一座高塔，一架望远镜，一部电台，就是瞭望员的整个世界。

每年上塔的时候，往往还是大雪封山，从林场去瞭望塔的又是崎岖难行。每次上塔，孙立森都要用他的“自制吉普”——一台拖拉机跋涉4个小时才能到塔下。

孙立森同志从事瞭望工作二十余年来，始终谨记防火瞭望员最重要的使命：“通过卫星监控和地面观察，很难准确辨别林内风向，若遇到森林大火，救火过程中及时掌握风向及山形、地势、林相是非常重要，危急时刻瞭望塔上的瞭望员是最佳观测点”。在茫茫的林海之中，瞭望员就是看护大森林的眼睛，他们的职责是要保护森林的安全，及时发现并上报随时可能会出现的火情，为扑救火灾提供精准的情报。

从2002年至今，孙立森向林业局森林防火指挥部上报70余次火警预警，由于火灾隐患处置及时，20多年来他所瞭望的区域内共发生山火6起，没有发生过一起漏报、误报现象。负责瞭望的施业区里，他能够准确引导扑火队员及时找到火源，扑灭山火，保护了森林资源。林场的同事回忆说：孙立森很有责任心，对自己要求高，除了有一次结石疼得厉害下山看病外，从未离岗。就连那次看病，他都硬要当天就回去守山，片刻都不愿耽误。

孙立森在成为瞭望员的第四年，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从此，他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忠于职守，爱岗敬业。为了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多年来他利用雨后或晨昏无需上塔的时间，踏遍了附近的几十个山头，从而详细掌握了每一个地方的地理坐标和地形状貌，由此不论瞭望塔的哪个方向出现可疑烟火，他都能第一时间准确报告给森防指挥中心。

从事瞭望员工作，是枯燥乏味的。孙立森同志作为共产党员，克服困难，与孤独为伴。近年来，随着陆续阅读了一些指导小说写作方面的书，他慢慢积累了一些创作知识，于是心里又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就这样，每个下塔后的夜晚，他都会铺开稿纸，在昏暗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常常扣上笔帽的时候，启明星已经爬上了东方的地平线。后来，为了写作方便，他从别人手中买来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每天用敲响键盘的声音，迎接窗外林中的鸟鸣。这部小说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发大兴安岭北坡为背景，描写了林业工人、知识青年和铁道兵战天斗地，不怕艰难困苦，最终在“高寒禁区”站稳脚跟的感人故事。小说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艺术水准也足以令人惊叹。精妙的构思，流畅的语言，娴熟的写作技巧，让人很难想象这会是出自于一个大山里的普通瞭望员之手。

《雪岭》问世以后，人们争相传阅。盛誉之下，孙立森却总是诚恳地对人说，打动人的不是他的小说，是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先辈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